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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个双轨制带来的挑战dd-【新闻】

发布时间:2021-04-10 00:39:37 阅读: 来源:美发梳厂家

两个“双轨制”带来的挑战

编者按:近日,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(CF40)与野村综研金融市场研究委员会联合举办了2014年度中日金融圆桌内部研讨会,会议主题是“中日经济:未来十年的风险与机遇”,中日两国30多位经济、金融领域的专家参与了演讲、交流。

研讨会上半场,CF40成员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(微博),瑞穗综合研究所常务执行官、首席经济学家高田创,CF40成员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巡视员魏加宁分别就“两个‘双轨制’带来的挑战”、“日本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与应对”、“中国地方政府自主发债势在必行”做了主题演讲,之后与会嘉宾围绕未来十年中日宏观经济形势、中日两国经济的比较等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。研讨会下半场,与会嘉宾重点围绕中国和日本房地产市场泡沫、风险与应对等议题进行了交流。本次会议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秘书长王海明主持,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协办。经作者审核和主办方许可,《21世纪经济报道》本期刊发上半场的演讲和部分讨论内容,以飨读者。(马冬冬)

去年年底,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(以下简称《决定》)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,普遍认为其所体现的改革力度和广度均是前所未有的。这一改革方案有很多特点,最突出的是两个方面。首先是强调顶层的权威。《决定》设计了高级别的领导小组,同时更加强调顶层设计。过去的改革都是摸着石头过河,是自下而上的,以后可能会经由更多的顶层设计。其次是比较彻底的市场化。《决定》里提到,只要市场机制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,政府就不应该再干预。这两点说明中国政府下了决心,要在今后六七年间基本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过渡。

当前经济模式的主要问题

中国经济在过去三十多年增长非常快,但也碰到一些问题,简单说来有以下两个方面。

首先是结构性矛盾。比如投资占GDP比重太高,过剩产能问题比较突出,投资效率不高,很难支持持续增长;收入分配不公,导致一些经济社会问题;对出口市场过度依赖,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国际经济关系的紧张;以及环境污染等等问题。前总理温家宝曾经说过,这一增长模式是不协调、不平衡、低效率从而不可持续的,所以必须转变。

其次是中等收入陷阱。中国经济从人均GDP300美元上升到现在将近7000美元的过程很顺利,但再增长遇到了一些困难,无法复制过去的路径。过去中国是全球制造业中心,但中国生产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、低附加值的出口产品。在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的情况下,依靠大量的资源投入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将很难持续下去,再发展需要创新。

所以,中国经济今天所面临的问题是:如何化解结构性的矛盾,怎样保持持续增长,使中国成为高收入经济体。

问题的根源:两个“双轨制”

中国经济遇到的问题概括起来跟两个挑战有关。首先是中等收入陷阱。其实所有国家从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之后都会遇到这个问题,劳动工资和其他投入品价格上升,过去有竞争力的企业现在丧失了竞争力,所以需要技术进步、产业升级才能重新获得竞争力。其次是制度转型陷阱。中国在这改革的三十几年中,一直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,但到现在仍然是一个半拉子工程。过去的改革策略,核心是两个双轨制。

一个双轨制是国有和民营企业的双轨制。改革期间中国保留了国有企业和一部分计划经济,同时鼓励民营经济、市场经济发展,希望经过几年之后,国有和计划经济变得越来越小,重要性下降,经济也就自然地转向市场经济。

另一个双轨制讨论得比较少,是中国在市场化过程中产品和要素市场的双轨制。中国的产品市场基本上已经放开,但是要素市场的扭曲非常普遍而且严重。因为要素价格被压低,这种扭曲是一种变相的、从居民向企业的收入再分配。因为压低的成本其实相当于变相补贴企业,补贴投资者、生产者和出口商,同时向居民征税。而这个双轨制恰恰是目前中国呈现一方面高速增长、另一方面结构失衡这一独特增长模式的根本原因。

国有和民营企业双轨制曾经碰到一系列问题。原来的想法是保留一部分计划经济和国企,从而保持经济和社会的稳定,通过不断降低这一部分在经济中的比重来逐步减少对经济的影响,但后来发现这个问题并不容易解决。20世纪90年代,中国遭遇了十分严重的财政危机、国企危机和银行危机。而这些风险跟第一个双轨制是有关系的。虽然计划和国企的比重在下降,但它们对经济的影响力并没有相应减弱。在某种程度上,它们的垄断地位反而加强了。

现在产品和要素市场的双轨制也碰到了很多问题。除了经济模式难以持续,这个双轨制也导致了一些经济、金融风险,比如房地产泡沫。更重要的是,现在看到的影子银行和热钱流动,都意味着过去的一些政策限制已经很难再继续下去了。

中国经济改革的挑战及影响

全面深化改革的最终方向是完成市场化的改革。我个人最关心的是要素市场放开、消除扭曲。而在所有的要素市场中,最核心也最困难的是金融部门的改革。

通过三十几年的金融改革,我们建立了非常完备的金融体系,金融规模也很大。但中国金融抑制的程度依然很高,甚至超过了许多低收入国家。能不能把这一领域平稳地放开?放开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改善效率和经济结构,但是金融改革也有巨大的风险,所以在改革的过程中,在改善效率、保持比较快的增长速度的过程中,能否保持金融稳定,这是面临的第一个挑战。第二个挑战是如何处理改革和增长之间的关系。关键不是政府采取了什么样的保增长手段,而是做了什么样的改革。

改革会如何推进,短期的不确定性非常大,但中长期看,《决定》应该会得到比较好的落实,2020年之前完成主要的改革项目。中国经济真正迈进市场经济,是完全有可能的。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,中国经济很可能从过去的经济奇迹转向常规发展,未来会越来越接近于其他新兴市场经济。具体而言可能在六个方面发生非常大的变化。

首先,从趋势来看,增长速度还会进一步放缓。其次,通胀压力有可能进一步上升。过去每年10%的GDP增长、3%的通货膨胀是很难长期保持的,而且未来要素的市场化也意味着成本将会持续上升。再次,收入分配会进一步改善。利率市场化、工资上升都能改善收入分配,另外政府也会更加重视收入再分配的问题。另外,产业结构会变得更加平衡。过去主要靠投资、出口拉动增长,以后消费会变得更加重要。最后两个主要变化是,随着成本持续、高速上升,必然引发产业升级不断加快,不断沿着价值链往上走的企业才可能持续保持竞争力。而经济周期可能会变得相对更加动荡一些。

假如上面说的这些真的发生的话,中国和世界经济的关系也可能发生很多变化。

过去中国是全球通胀下降的主要贡献力量,以后可能会逆反过来,其实在欧美一些市场我们已经看到中国产品推高当地的价格水平。过去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主要是向世界市场的出口,以及大宗商品的进口。未来如果中国经济出现再平衡,增长速度下降,那将对大宗商品的需求不断减速,同时人均收入提高引起消费升级,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活跃的消费品市场。

中国持续的产业升级也可能不断地重新界定国际劳动分工。过去有一种比较敏感的说法,中国以低成本垄断了低端制造业市场,所以中国过去几年的高速发展使得很多低收入国家丧失了发展机会。但以后中国的企业随着价值链逐步从低往上走时,会不断地迫使国际劳动分工持续的调整,有越来越多的机会让其他低成本的国家加入到产业分工中来,但处于中国价值链上部的国家也可能会感受到新的竞争压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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